在巴西电影《我仍在此》中，尤妮斯·派瓦带着孩子们去冰淇淋店的那个场景令人心碎。孩子们欢笑着玩游戏，而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却只能强颜欢笑，看着其他桌顾客的热闹交谈，独自咽下泪水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日常，却成为透视巴西军政府独裁时期恐怖统治的棱镜——当权力机器无情碾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时，那些被官方历史遗忘的私人创伤，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历史见证。
《我仍在此》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讲述了前国会议员鲁本斯·派瓦在1971年被军政府秘密逮捕杀害的故事。官方记录中他只是”失踪”了，而他的家人却被迫生活在真相的阴影下长达数十年。导演沃尔特·塞勒斯通过尤妮斯这个角色的眼睛，向我们展示了独裁统治如何渗透进最私密的生活空间——那个曾经充满欢笑的海边别墅变成了恐惧的牢笼，丈夫深夜被带走时的沉默，监视者与家人之间扭曲的”友好”互动，以及母亲在保护孩子与面对真相间的痛苦挣扎。这些细节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有力地揭示了专制统治的本质：它不仅剥夺人的生命，更摧毁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尤妮斯这个角色的塑造尤为深刻。作为一位恪守传统性别角色的中产阶级女性，她原本生活在社会为她设定的安全范围内——烘焙蛋奶酥、讨论烹饪技巧、不干涉丈夫的工作。然而独裁统治打破了这种安全的假象，迫使她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权力面前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，即使是最”无害”的资产阶级家庭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通过巴西特有的”热情的人”(o homem cordial)文化概念，展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政治之间模糊的界限。在巴西社会，人际关系往往带有强烈的家人化倾向，人们习惯于用私下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，把事情”藏起来”。这种文化特性使得军政府的恐怖统治更加有效——当政治迫害以”家庭事务”的面目出现时，反抗变得更加困难。
影片对权力运作的微观描写尤为精彩。那些停在房子外的监视车辆、突然闯入的官员、强光手电筒下的审讯场景，都生动呈现了福柯所说的”全景敞视主义”——权力不再来自某个具体的压迫者，而是弥散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，让人无法确定威胁来自何方。尤妮斯在海上游泳的场景成为这种生存状态的绝妙隐喻：她必须不断在表面平静与内心恐惧间切换，在公开场合维持正常生活的假象，同时独自承受秘密带来的心理重负。这种分裂状态恰恰是专制统治下普通人的真实写照。
《我仍在此》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更在于它展示了私人记忆如何重构历史叙事。当官方历史将受害者简化为统计数字时，家庭回忆录却能捕捉到那些被忽略的情感细节——一个母亲等待丈夫归来的焦虑，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提问，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扭曲的互动。这些私人叙事构成了对抗历史遗忘的重要力量。正如上海交通大学王升远教授所言，多个父辈、祖辈的记忆叙述能够形成一种召唤力量，拯救被宏大叙事遮蔽的”另一半历史”。
影片在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的作品《活着回来的男人》中找到了共鸣。小熊指出，个人史的价值在于它能推翻模板化的历史叙事，展现那些被宏大历史忽略的日常体验。在《我仍在此》中，导演最初充满对话的剧本被回忆录作者马塞洛拒绝，因为他不想呈现像”维基百科”一样的故事，而是希望捕捉时代的”感觉”。这种对历史”质感”的追求，使得影片避免了将独裁统治戏剧化为简单的善恶对立，而是展现了其复杂而微妙的日常运作方式——当鲁本斯临走前平静地换上西装，孩子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这种反差恰恰揭示了恐怖统治最可怕的一面：它能够将极端暴力伪装成日常生活。
《我仍在此》的社会反响超越了艺术领域，成为巴西社会重新审视历史的催化剂。在影片上映后，许多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家族与军政府时期的故事，形成了一股记录家庭历史的潮流。这种民间记忆的觉醒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——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，更是对当下政治现实的回应。2023年底，关于政变计划的报告曝光后，巴西社会再次面临民主倒退的威胁。《我仍在此》此时上映，为公众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与当下联系的框架，激发了要求正义的集体行动。
将目光转向中国，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社会心理需求。社会学家项飙指出的中国年轻人关注的两极化现象——既焦虑个人前途又担忧全球危机——反映了当代社会认知的一种断裂。在这种背景下，《我仍在此》提供的启示尤为珍贵：通过倾听祖辈的故事，年轻人可以找到连接”此地”与”远方”的中间地带，避免陷入抽象宏大叙事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两极困境。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记录家族历史时，他们不仅在重建个人与过去的联系，也在为集体记忆的保存贡献力量。
《我仍在此》最终告诉我们，历史不仅存在于档案馆的文件中，更活在普通人的记忆里。尤妮斯们或许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，但她们的故事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，让抽象的政治概念变得可以感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个记录家庭历史的行为都是对遗忘的抵抗，每一次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叙事的尝试都是对正义的追寻。当越来越多的”尤妮斯”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被权力遮蔽的历史真相终将浮出水面，而一个更完整、更真实的历史图景也将随之浮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