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开《三国演义》，刀光剑影间藏着最深刻的处世哲学。孙权据江东而守，刘备入西川而立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三家争霸的背后，实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用人之道的碰撞。传统视角里，孙权“重情”、刘备“重义”、曹操“重利”的标签深入人心，但当我们细读历史细节，会发现这些标签不过是冰山一角——尤其是曹操，其用人智慧的复杂与深邃，远超出“重利”二字的简单概括。

孙权的“情”：以柔化刚的江东之治

孙权的“重情”，是刻在江东血脉里的温情。他十八岁接位时，面对江东豪族的观望，用一场“设宴请降”的戏码，将张昭、周瑜等元老的心焐得滚烫；周瑜病逝巴丘，他“哭倒于地，哀恸逾恒”，亲自主持丧礼，追谥“周郎”；陆逊镇守荆州时，他虽对其军事才能略有猜忌，却始终以“君臣之礼”相待，甚至将女儿许配给陆抗，用联姻巩固信任。这种“情”，不是小恩小惠，而是将心比心的尊重。正如他在陆逊临终前亲赴探病，握着老臣的手说：“孤能有今日，全赖公等。” 江东士族之所以愿为孙氏死战，恰是因为他们从孙权的“情”里，看到了被重视的安全感。

刘备的“义”：以血为墨的桃园传承

刘备的“重义”，是一路颠沛中最珍贵的火种。桃园结义时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的誓言，他守了一生——关羽败走麦城，他不顾诸葛亮劝阻，举全国之兵伐吴，最终在白帝城托孤时泣言：“孤之过也，悔不听丞相之言！” 张飞被部将刺杀，他悲痛欲绝，誓要为其报仇，甚至因此动摇联吴抗魏的大计。这种“义”，让他在乱世中凝聚起最忠诚的班底：赵云为他两次救主，诸葛亮为他“鞠躬尽瘁”，就连降将黄忠、马超，也因他的“义”而死心塌地。但刘备的“义”绝非盲目，他懂得“义”的边界——对吕布的反复无常，他果断挥剑；对刘璋的暗弱，他虽不忍却终取西川。这“义”里，藏着乱世中难得的政治清醒。

曹操的“智”：超越“重利”的用人辩证法

若说孙权的“情”、刘备的“义”是感性的纽带，曹操的用人之道则是理性的艺术。传统印象中，曹操“宁教我负天下人”的狠辣，常让人误以为他“重利轻义”，但细读《三国志》便会发现，他对人才的认知，远超出“利益交换”的层面。他推行“唯才是举”，不论出身：寒门出身的郭嘉，因才学被奉为“谋主”；降将张辽，被他信任到独领大军镇守合肥；甚至曾骂他“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”的许劭，他也以礼相待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能容人之短、用其所长——这在他对待徐邈的态度上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徐邈是曹操早期麾下的普通官员，任尚书时便以“嗜酒”闻名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“饮酒至石余不乱”，但酒过三巡常失言，甚至曾在曹操颁布禁酒令后仍私下痛饮。有次醉酒后，他对下属说“中圣人”（当时称醉酒为“中圣”），被密报至曹操处。左右皆谏：“徐邈酗酒失仪，当治其罪。” 曹操却问：“平日观其行事，可有荒疏？” 参军蒋济答：“邈虽好饮，然案牍必亲，赋税必均，边务必谨，实乃干吏。” 曹操闻言大笑：“嗜酒者未必无才，朕观其近日治邺郡，户口增、仓廪实，此等能臣，安可因小过废之？” 不仅未罚，反而升他为凉州刺史。

徐邈并未辜负这份宽容。在凉州任上，他针对当地“地广民稀、粮草不足”的困境，推广“军屯民屯”，组织士兵与百姓共垦荒田；又主持修建盐池，以盐易粮，解决了长期困扰边民的饥荒问题。即便后来被曹丕问及“是否仍嗜酒”时，他坦诚回答“性不能止”，却因这份直率更得曹丕赏识。最终，徐邈官至司空，成为曹魏重臣。

曹操对徐邈的态度，恰恰打破了“重利”的偏见。他懂人性：人无完人，徐邈的“嗜酒”是小疵，但其治政能力是明珠；他明事理：容人之短不是纵容，而是给人改过的机会；他知取舍：用其长处、避其短处，方是用人之道。这种“智”，远非“重利”二字可以概括。

历史的复杂，管理的智慧

《三国演义》的魅力，在于它从不塑造“非黑即白”的符号化人物。孙权的“情”、刘备的“义”、曹操的“智”，本质上是三种不同的生存智慧：孙权用“情”维系江东士族，刘备用“义”凝聚草莽英豪，曹操用“智”整合天下人才。而徐邈的故事，则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用人的真谛——真正的领导者，从不会用单一标签定义他人，而是以包容之心发现长处，以理性之眼权衡短长。

历史人物的多面性，恰是对今人最深刻的启示：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为人处世，与其执着于“重情”“重义”“重利”的标签，不如学会像曹操那样，在复杂中看见真实，在缺陷中发现价值。毕竟，所谓“用人之道”，从来不是驾驭人性的游戏，而是成就彼此的艺术。